尼泊尔国际义工之行

胡映蓓的尼泊尔国际义工之行
高中时胡映蓓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间隔年》，间隔年Gap Year是西方社会通过近代世界青年旅行方式变迁总结出来的概念，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期间，学生在离开自己国家旅行，通常也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 相信，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国际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习生存技能，增进学生的自我了解，从而让他们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以一种“间隔”当前社会生活的方式，达到更好地融入当前社会的目的。后来又看过特蕾莎修女的相关传记，受这些书影响我很早便对国际义工这种活动心怀向往。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热衷于各类志愿者活动，高中时汶川地震期间就曾前往四川做志愿工作，进入大学以来更是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大一上学期参加了南京金陵晚报关于2010年南京市两会的民意调查工作，与800名中选拔出的8位南京各高校的大三，大四学姐学长一起在两会召开期间针对南京市两会召开情况向人大政协代表进行电话调研。并于南京市总统府担任志愿讲解员，梅园新村讲解员，爱德基金会25周年庆典布展志愿者等多项工作。大一暑假还在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PLCF的组织下与本校一法学院学姐一同前往广西梧州市天平镇新兴村新兴小学的乡村图书馆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阅读引导志愿工作。我在无意中看到假期义工信息的时候。便萌发了前往更为贫穷的国家去做国际义工的想法。一是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了解那些未知国度不同的文化，也更是为了去接触那些距离我较遥远的在最底层挣扎的可怜人们的生活。二则是为了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父母多次沟通后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我便开始查阅各种国际义工的组织情况及申请方式。

经过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我最终确定申请IVHQ这个组织。这个新西兰的国际义工组织是国际最大的义工组织之一，无论是项目的质量保障还是费用，相比较而言都是最佳的。对于IVHQ的所有信息几乎都是通过网络上为数不多的介绍得到的，为了更确凿了解该组织，我寻找到了南航的一个曾通过该组织前往越南进行义工活动的大三学生。在和她多次交流后我更为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确定后组织后就是选择自己意向国家，IVHQ基本提供东南亚，非洲及欧美众多国家的义工项目，根据国家和当地NGO的具体情况为申请的义工安排义工项目，如我申请的尼泊尔就有医疗援助（申请者需要持有医师资格证），英语教学（申请者需有如BEC高级等相关英语资格认证），孤儿院工作（申请者需有1年以上与NGO合作经历）及与妇女权益保障组织合作等工作。申请者在选定国家和具体意向工作及工作时长（从1周到3年不等）后需提交项目所需的资格证明。接下来就会收到IVHQ的确认信和相关义工事宜说明。

着手申请国际义工之后才知道原来还要缴纳一笔数目不小的注册费和项目费，这笔钱主要用于志愿者组织本身和项目的运行，以及组织对志愿者个人提供的技术支持、食宿方面以及相关诸如培训、接送之类细节方面的运作。这笔钱不能说巨额，但也确实不少。这不免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否就等同于花钱买了一段志愿者经历而已？由此也进而使我的脑袋里冒出了问题，如果说我并不是真的被需要，那这一切岂不是太荒谬。还好最近自己又想到另一种解释：我投入的资金在确保自己行程实现的情况下，还能使得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也使得更多想要帮助别人的人能够找到帮助别人的途径。而我自己，亦是在身体力行。财力人力一齐奉献，1+1＞2。
曾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大学生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山区支教，但山区的孩子们也有假期，他们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感激这些来短期支教以丰富自己人生经历的哥哥姐姐，相反，既然不能一直坚持陪伴他们，倒不如不来，还落得个清净。这个观点也曾一度强烈地打击到我，甚至开始怀疑一些自己曾一直坚定相信 的事情是否是正确的。我下了很大的决心、用了很多力气去到的那个地方，它真的需要我吗？还是我自作多情呢？而对此，我给自己的答案是：总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我的，就像很多时候，我也需要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的人。于此同时，也一定有一些地方一些人，他们需要我。就算走错几次也总是会找到我可以帮助的人，他们会在那里等我。
   在申请那段时间我和之前认识的本校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四学姐濮莉娜聊天时谈及这件事，她也十分感兴趣。她在进行详细了解后表示希望与我同行。申请的过程并不复杂，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通过邮件和IVHQ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对方也很热情地为我提出的问题给予详细的解答。等到项目费用缴纳及确认后便由尼泊尔当地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与我进行联络。护照签证办理，机票预订等出境事宜是需要申请者本人自己解决的，对于第一次出国的我俩而言无疑是个难题，幸好尼泊尔的签证办理比较便捷。由于喜爱并擅长与孩子交流，我选择的项目是孤儿院工作，考虑到寒假时长项目时间定为2周（每期义工项目都在当月15日开始，由于项目申请时除了生物化学考试时间未定外其他科目考试都确定在1月13日之前，而郑铁松老师又曾说考试会安排在12月。于是我草率地确定了出发时间，导致了后来复杂的缓考申请。）
[项目过程]
2010年1月14日我和莉娜姐登上了飞往尼泊尔的航班。到达尼泊尔后由当地公益组织工作人员负责接机并将我们安排到了尼泊尔国际义工的大本营——首都加德满都的Kathmandu Peace Guest House.共有近3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义工聚集在此，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荷兰……不同的背景却都有着同样明媚的笑容和坚定的眼神，或许这就是国际义工的符号吧~大家用英语交流，很快便相熟了起来。其中我们还结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3位年轻姑娘：中国人民大学大四的曾舒婷，浙江大学的李冰以及中国刑警大学的李玲。负责接待组织的Rajesh是个年轻的尼泊尔小帅哥，有着健康的肤色和牙齿，英语不错，人也很是热情。他告诉我们第1,2天是项目的Orientation，会带着大家简单地游览下加都的景点并由专门老师教授我们基础的尼泊尔语言。等到第3天便会将每位志愿者送到安排好的工作地点开展工作。生活或工作上有任何问题他都会为我们认真解决。组织还为每位志愿者准备了一份加都地图，尼泊尔简介，详细的义工手册指南及尼泊尔语基础教学的小册子。
第3天我和莉娜姐以及李玲三人便被Rajesh和另外一位负责人送到了位于加都郊区Budhanilakantha的一家孤儿院，里面有20个孩子，基本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或者是因家庭贫穷父母无力抚养而被寄养在此的可怜孩子。年龄从4岁到15岁不等，孤儿院主要负责人是36岁的男人Robindra和25岁的女孩Abigail（负责孩子们的饮食生活）。我们到孤儿院时那里已有个20岁的加拿大女孩，她也是IVHQ的志愿者，高中刚毕业，选择了一年的间隔年出国进行志愿活动，她申请了5个月尼泊尔的志愿项目。在孤儿院的那段日子恰逢她20岁生日，我们和孩子一起为她准备了秘密的生日惊喜。或许是由于国际志愿者较多的缘故，这些孩子英语底子都不错，与我们简单的沟通交流都没问题。我们4个志愿者项目期间都与孩子们同吃同住，协助Robindra和Abigail打理孩子们的起居，包括各种繁琐事务。另外还要帮助制定孩子们的日常计划，辅导孩子作业。同时还要负责和其他的NGO合作，组织孩子们集体外出活动等。事情很多，每天都过得很忙碌。尼泊尔的生活很贫苦，连每天的持续供电供水都无法保障。但在那里的13天，我们和孩子一起却收获到了最朴实的快乐。与其说是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帮我看清了很多东西，关于人生目标以及方向，在那的每一秒回忆对于我都弥足珍贵。
[感想和收获]
关于尼泊尔的那些记忆
飞机翱翔在喜马拉雅的上空，我在窗外极美的景致中，终于快要昏昏睡去。恍惚之间眼前出现了Tisha的模样，我把枣红色的毛衣给她套在头上，她却不乖乖地穿，只趁着Abigail没有严肃地看着她时，把两只小手贴着小脸蛋儿摆了个花朵的姿势，仰着脸冲我笑。
尼泊尔的故事，都像是故事。只有去孤儿院的那段小路还清晰，清晰到地上的每一块儿小石头都硌着脚、闪着光。
村里大男孩儿们在路上打着板球，看见我们两个中国女孩儿就停下来让我们先走，眼里带着一点儿疑惑。拐个弯儿就看到了孤儿院的围墙，墙并不高，正好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滑梯。走到大门口，不巧正停着电。用红砖压着的门铃没了用处，只好扯着嗓子喊：Kopila！Abigail！Didi！如果小家伙们碰巧正扒着窗子往外看，那不一会儿，就会有个小人儿光着小脚吧嗒吧嗒跑出来，打开了门拴不等我们进来，又嘿嘿笑着吧嗒吧嗒跑回去。又或者是个休息日，孩子们不用上学，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那一天。
那么好的阳光里，他们就在院子里撒欢地玩。远远地隔着围墙就看到我们来了，大声叫着“Miss! Miss!”冲过来，打开了铁门，簇拥上来。小一点儿的就像是小猴子，恨不能爬到我们头顶上。稍大的孩子更加懂事，呵斥着在我们旁边乱抓乱挠的那几个，礼貌地问一句“Namaste”，然后也围过来，让我们给他们写中国字。还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了我的小本子上，问我这些名字用中文该怎么写。“你好”，我教他们说。“谢谢”，他们只顾学着，也不知道到底在谢什么。“新年好！”打算教会了他们，在年三十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和我一起给家人拜个中国年。从此之后每一天，我去到孤儿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的要求下，考考他们记不记得怎么说“新年好”。每每得到我的肯定，孩子们才又跑散开玩起来。
二十个孩子，在他们假期结束后开始上学的时候，我才慢慢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孤儿院的墙上有一朵向日葵，葵花的叶子是每一个孩子的照片和名字，还有他们喜欢的事情。花中央是一张张照片，孩子的，Didi（在孤儿院长期工作的女士们，尼泊尔语“姐姐”）的，好多好多。这朵葵花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每当忘记了谁 的时候，就去花瓣上找他们的名字。更小的孩子们，每一件校服上都写了他们的名字。衬衣、裤子、领带、毛衣、袜子、皮鞋、帽子……一套一套的，特别齐全。之 后的日子里，每天去到孤儿院，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小孩子们穿衣服。看着他们拿着自己的衣服领带和袜子走来走去，或者自己笨拙却努力地自己穿着，或者跑到我们身边，眼神忧郁、不情愿地把胳膊伸进毛衣袖子里，因为不愿上学，做事情也磨磨蹭蹭的。
孩子们学会我的名字，叫我“Rebecca Miss”。都喜欢玩相机、手机和MP3，抢不到的就跑到我这儿来带着哭腔说“Miss, mine...”。最大的女孩Kopila像是所有人的大姐姐，是最能干懂事的一个。她很喜欢照相，我也乐得把相机拿去给她。只是Abigail怕他们把这些东西弄坏了赔不起，不准我们给他们。可是Kopila真的很有摄影天赋，我所有孤儿院的照片中有绝大部分都是她拍的，有几张拍的特别好，是我在尼泊尔收获的最棒的影像。第一眼见到Pradeep我就觉得他像谁，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等他戴上了圆圆的小眼睛，天哪！俨然一个现实中的哈利波特！惊人的相似程度甚至让我开始相信他也会魔法，而且也能够像哈利波特那样，最终走出阴暗的小壁橱，在自己的魔法世界里辉煌起来。另一个男孩儿Bijay，身上有我哥哥小时候的影子。淘气，精力无限，并且极其聪明。这三个稍大的孩子都能用简单的英语跟我们沟通，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居然也听得懂。孤儿院里任何一个孩子都那么聪明可爱，让人怎么都不愿相信他们就这样被遗弃。然而先前以为的孤儿院该有的阴郁气氛，在这里却完全不是那样。他们 友善得好像一家人，Didi对待每一个人，也都是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对于有点特殊的Ambar，出乎我的意料，每个人都那么照顾他，就连最小的孩子们都知道要对Ambar好。Ambar最棒的就是学会了说“真棒！”，每次站在他的面前，我都说“Ambar，真棒！”于是Ambar也跟着说“真棒！”，接 着自己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很多游戏是他们教会我，而不是我教会他们。许多改变也是他们带给我，而不是我带给他们。他们问我，Miss，你什么时候回中国？我说这个周末就走啦。他们 又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星期六吗？星期天吗？下个星期吗？我无言以对，只好说，以后吧……到时你带着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好吗？我说一言为定。等孩子们 去睡觉了，我从书柜里翻出一本学习尼泊尔语的口袋书。照着念了几句，学会了对不起，晚安，Dai是哥哥，Didi是姐姐，Nanu是小女孩，Babu是小 男孩。才刚刚融入这里，还没有了解这里，已深深爱上这里，却就要离开这里。
孩子们画了很多小卡片给我，有一些还写了歪歪扭扭的字ear Rebecca Miss,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please come back.我把绿色的卡片都夹在了日记本里，这将是我从尼泊尔带走的最珍贵的礼物。临走时他们正在院子里玩游戏，最后几天里，终于教会了他们老鹰捉小鸡。 Santosh总是要人抱，于是我抱起他来，他那忧郁的小眼睛笑得很开心。Ambar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抹在围巾上的鼻涕，我们说“Ambar, bye！”他就回过头来挥一下手，也说一声“Bye”。Ambar，你和大家一样，都是最美的天使。
     收拾好行李后从窗户上再看看孤儿院的孩子，他们玩得很开心。我只是众多来来去去的义工中的一个，这些孩子也一定习惯了志愿者的到来和离开。他们将一直这样成长。而今我也确切地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因此在接下来的每天每分每秒，一举一动一念之间，我的心里都会是他们明媚的样子。
孤儿院的孩子们：要把20多个孩子聚集在一起拍照还真不容易~
我和同去的濮莉娜学姐以及同一个孤儿院的志愿者李玲在尼泊尔巴德岗杜巴广场的合影，
都围着当地买的风情毯子.